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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由大國競爭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戰略物資已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核心武器。中國大陸近期宣布收緊稀土出口管制，不僅標誌著中美貿易戰的升級，更象徵著雙方已進入一場涉及國家安全與科技命脈的「科技冷戰」新階段。此舉是對全球產業鏈的深刻衝擊，更迫使各國重新評估供應鏈的韌性與政治風險。

十月初，中國大陸宣布稀土出口管制，特別是針對高階晶片製程相關產品將「逐案審批」，這是北京當局在面對華府全面性科技圍堵至今，所打出最具有「非對稱威懾」（Asymmetric Deterrence）性的王牌，無疑是這場全球角力中，最具戰略意涵的一次行動。

稀土（Rare Earth Elements, REEs），涵蓋鑭、鈰、鐠、釹等十七種金屬元素，因其優異的光、電、磁等物理特性，被譽為「工業維生素」或「戰略金屬」。其應用範圍廣泛，從消費電子、新能源技術（如電動車和風力發電機的高性能永磁體）、到尖端軍事技術（如導彈制導系統、噴射發動機）都不可或缺。中國大陸憑藉數十年來的政策支持與低環境成本開採，形成了對全球稀土供應鏈的結構性壟斷。數據顯示，中國大陸掌握全球約七十％的稀土礦產開採量，更控制了超過九十％的稀土精煉分離能力。在下游應用領域，特別是高性能永磁體製造環節，中國大陸同樣居於強勢壟斷地位，使得稀土成為北京手中最具份量的經濟戰略籌碼。
 

此次中國大陸商務部宣布收緊稀土出口管制的主要內容包括擴大許可審批範圍：新要求境外生產的任何產品，只要含有中國大陸原產稀土成分且價值比例達到○・一％以上，即必須申請出口許可。這項條款被視為「長臂管轄」精神的實踐，試圖將中國大陸的管制效力延伸至全球供應鏈的末端。同時，也針對高科技領域展開精準限制：措施明確針對最終用途涉及研發或生產十四奈米及以下邏輯晶片的出口採取「逐案審批」制度。這項細則對美國及其盟友在高階半導體製造領域、特別是對於製造極紫外光（EUV）光刻機等精密設備所需的稀土磁體直接管制，具有極高的戰略意義，更可能構成實質性的供應風險。

最後則是禁止關鍵技術出口的延續：在此之前，中國大陸已禁止出口稀土分離、金屬冶煉及高性能磁體製造等關鍵技術。此次管制措施更強化技術壁壘，一方面鞏固中國大陸在稀土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的主導地位，更延緩全球稀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進程。這種「強化許可審批」的方式，不僅具備高度的彈性與政治操作空間，更成為了美中博弈中隨時調整力度的「戰略活棋」。

中國大陸實施「資源武器化」的內外部戰略剖析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來看，中國大陸的稀土管制是其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對現有霸權實施的一次「非對稱威懾」戰略。在外部戰略考量的面向上，主要是對抗美國「科技霸權」的「反擊性槓桿」。此次管制可說是中國大陸對美國近年來在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實施「出口管制」和「實體清單」的直接反制。稀土成為北京挑戰美國技術霸權的關鍵武器。其戰略意圖在於證明，儘管美國在晶片設計和製造設備上擁有優勢，但中國大陸在關鍵原物料和精煉技術上的壟斷，同樣能夠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供應鏈造成結構性威脅。

此外，選擇在中美雙方即將於APEC舉行川習高層會談的敏感時期發布管制政策，可說是北京當局在談判桌所釋出的「權力籌碼」。透過抬高稀土供應風險，北京企圖在與華府的經貿與科技協商中，換取對華為、中芯等中方企業的限制放寬，或至少是關稅上的讓步。最後則是測試與鞏固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鏈的壟斷地位，透過管制範圍擴大，測試並強化中國大陸對全球產業鏈的「域外影響力」。這種操作是對全球跨國企業進行的一次風險警示，迫使它們在戰略規劃中必須考慮中國大陸的政策變動，進而延緩供應鏈「去中國化」的進程。

至於在內部戰略考量的面向上，則是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結構調整為主，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北京當局將對關鍵戰略物資的掌控視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自主性的基石。稀土管制有助於確保國內新能源、電動車、5G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原料供應，符合其推動「雙循環」戰略的內在要求，強化經濟安全邊界。另外，藉由收緊出口審批，中央政府得以更有效地管理稀土資源，遏制過去存在的過度開採、走私以及環境污染問題，並有助於推動稀土產業向高值化、精細化方向發展，提升中國大陸在永磁體、特種合金等高附加值環節的技術水準與國際定價權。最後則是有助政治穩定與民族自信心的凝聚，在國內經濟面臨壓力之際，對外展示在核心資源上的強硬姿態，有助於在黨內外凝聚共識，並符合其對內宣傳的「科技強國」和「偉大復興」的政治敘事。

「聯盟式制衡」  中美經貿結構面臨轉變

面對中國大陸的稀土攻勢，美國及其盟友的應對策略體現了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特徵，即透過多邊機制和聯盟合作，來對抗單邊的「經濟武器化」。首先，美國迅速將稀土議題納入七國集團（G7）的議程，並達成「團結應對、協調落地」的共識。這標誌著稀土問題已被西方陣營提升為涉及「共同安全」的戰略議題，G7將推動稀土供應的多元化與透明化，透過集體的力量來對抗中國大陸的壟斷。

同時，加速「非中國供應鏈」的戰略投資，如與澳洲、加拿大等資源豐富國家的合作。這些投資目的在建立從開採、精煉到磁體製造的完整非中國供應鏈，但缺乏關鍵技術，短期內恐難替代。除此之外，美國的反制可能不僅限於關稅威脅，更有機會在科技領域進一步收緊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限制，例如擴大實體清單、限制更多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此舉的目標是維持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同時迫使中國大陸稀土管制對本國產業的衝擊降至最低。

然而，稀土爭端仍然顯示出一個不可逆的趨勢：中美經貿關係正在經歷一場由政治安全驅動的「結構性分離」。全球跨國企業將被迫在「成本效益」與「政治風險」之間進行權衡。在戰略性產業，將加速形成事實上的「雙供應鏈」（Dual Supply Chain），即一條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供應鏈，服務其本土市場及部分區域；另一條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供應鏈，強調「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供應鏈韌性」。

同時，稀土管制更明確地向全球宣示在地緣政治競爭的時代，國家安全已凌駕於自由貿易和經濟效率之上。這將導致全球貿易規則的碎片化，加速對WTO等多邊機構的挑戰。而稀土與晶片之間的互為籌碼，標誌著中美雙方已從傳統的關稅貿易戰，進入對未來經濟增長點的「科技冷戰」階段，這場競爭的性質是「非零和博弈」，影響將是深遠且難以逆轉的。

突破戰略夾縫   台灣風險暴露與應對策略

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擁有核心地位，然而，在美中稀土科技角力中，台灣卻處於高風險的「戰略夾縫」，台灣雖然不直接大量進口稀土原物料，但作為全球半導體代工中心，其運作高度依賴含有稀土的關鍵上游產品。如ASML的EUV光刻機、美國應用材料公司的設備，其關鍵零組件和高強度磁體需稀土。中國大陸的管制將造成設備交期延遲、維修困難，直接衝擊台積電等廠商的先進製程擴建與產能穩定。另外，半導體製程所需的研磨液、拋光劑等特用化學品中含有稀土化合物。一旦供應緊張，將直接影響製程良率和產能。

此外，台灣的經濟安全不僅取決於自身的技術領先，也取決於全球供應商的穩定性，中美全面經濟對抗，供應鏈成本轉嫁和供應延遲等風險都大幅上升，中國大陸可能利用稀土資源的差異化待遇來對待與其戰略目標一致的台商（如新能源、電子產業），並對與美國國防或高科技合作緊密的台商實施限制。這是一種透過經濟手段實現「政治誘因」的戰略，恐加劇台灣內部的產業分化與政治對立。

面對嚴峻挑戰，台灣不能抱持觀望態度，必須採取積極且務實的風險管理與戰略轉型。首先政府應立即協調產業龍頭，對上游供應商的稀土相關曝險進行全面精算，並針對稀土相關的特用化學品、關鍵零組件等長交期物資建立國家級或公私部門合作的「戰略儲備庫存」，確保備料安全，以應對突發性供應鏈中斷。

另一方面，企業也可集中資源投入稀土替代材料（Substitute Materials）、稀土回收再利用技術及高階磁體精密製造的研發，成為全球「非中國稀土供應鏈」中最關鍵的「高值化技術提供者」，利用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的獨特地位，爭取成為全球「供應鏈韌性」中不可或缺的節點。 對於台灣而言，在一個走向「結構性分離」的世界中，主要的生存之道在於最大化自身的「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唯有透過精準的風險管理、堅實的聯盟合作，以及主動的技術創新與轉型，才能在這場大國博弈所驅動的變局中，不僅挺過風暴，更能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確保其科技安全與戰略地位。